另一方面，民法禁止自力救济，支持通过司法机关实现债权内容。
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防范和治理，可采取技术控制与法律控制的综合治理机制。近年来，欧洲机器人研究网络（EURON）发布《机器人伦理学路线图》，韩国工商能源部颁布《机器人伦理宪章》，日本组织专家团队起草《下一代机器人安全问题指引方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航天局设立专项基金对机器人伦理学进行研究。
是否赋予机器人以虚拟的法律主体资格，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美英等国的哲学家、科学家包括法律家都为此开展过激烈的争论。据报道，欧洲议会已正式向委员会提出议案，拟制定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互动的全面规则，这或将是首个涉及机器人的立法草案。民法意义上的人，须具有独立之人格（权利能力），该主体既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人（自然人），也包括法律拟制的人（法人）。时至2010年左右，基于广泛分布的传感技术、大规模数据存储和通信技术的应用，数据规模呈现指数型上升，地球村由此步入大数据时代。世界新一轮科学革命、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
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替代责任较为适宜。具体说来，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风险的共生性。所有刑事投诉均须知会律政司司长，由其决定应否由廉政公署或其他执法机构调查，廉署必须就调查结果向律政司司长及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提交报告。
前几年，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2015年7月中纪委通报的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案。该内部监察部门应定期向监察委员会主任会议和监察业务咨询委员会一式两份同时提交书面报告。其中，防止过犹不及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要求。
监察委员会的权威和效率绝对不会因为受必要的监督制约而降低，只会因为有效监督制约的存在和随之而来的公信力的形成而更具权威、更有效率。例如，我国法学界比较关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或州市警察局，新加坡贪腐活动调查局办理反贪腐案件，都是调查终结后将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交给检察官，由检察官审查证据和决定是否起诉。
社会各界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公民的广泛参与，是新的国家监察体制获得权威和公信力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在即将展开试点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处理监察机关与法院关系方面，应避免蹈上述不适当安排的覆辙。又如，在我们特别关注的香港廉政公署体制下，廉政调查人员行使职权始终处于司法监督下。毫无疑问，上述所有现行监督制约路径稍加调整后，都可适用于对监察委员会行使职权的监督制约。
至于现有的制约路径，则主要指按《宪法》第13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和为实施这一原则而写进《刑事诉讼法》的相应具体规定。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机关地位高于检察院不是问题，但高于法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如果在执政党的中央层面，法院、检察院领导层与监察委员会领导层不能摆在同一平面上，那至少应该在地方各级党委内做到这一点。通过公民广泛行使和维护基本权利来监督制约监察机关，是同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和法院、检察院制约同等重要的监督制约方式。
在一个民主、法治已成为潮流的信息化社会，人们一定要放弃对中国封建社会那种诸如东厂、西厂、锦衣卫式集权专横神秘封闭式监察机构的迷信，必须坚持在民主法治的环境中走社会主义的监察大道。可以说，在反贪腐方面，香港廉署有很大权威和很高效率，但这种权威和效率是在官民各方严格监督制约下取得的。
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监察性质的职权失控后造成严重贪腐的案例，其中包括：2008年11月宣判的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案。这些基本权利主要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案子受公开审理的权利，等等。
我国明代的监察机构权力之大是有名的，但总体看来，它们行使权力的地理范围基本上在两京。4、 将来我国监察体制中的监察委员会系统，可能是当代世界各国同类机构中权力最大最集中的，因而其行使权力的行为特别需要加以有效制约。将监察机关强大的权力限制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运用其他公权力对其进行制约固然重要，然而，公民运用和维护相应的基本权利同样重要，甚至往往更为重要。香港有关法例在赋予廉署广泛的调查权的同时，为了防止廉署滥用权力，也针对它自身设置了完备的监察制衡机制。监察机关对被监察对象的监察，只要达到后者不敢贪腐、不能贪腐就可以了，不能让监察机关有权力左右被监察对象正常行使职权的行为。这个咨询委员会组成人员，可由现行政治架构下的不同方面推荐，由各该级的人大常委会任命。
历史地看，自从形成了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和公民运用基本权利相结合的反贪腐格局，才事实有了消除贪腐的真正利器。被监察者权利的保障与监察者权力的有效运用，两者互为表里，相反相成，具有同等价值。
笔者注意到，此前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不仅要求强化对监察对象的监察，同时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在这一对关系中，被监察者处于绝对的弱势，监察者处于绝对的强势。
监察委员会与执政党纪检委合署办公，统一掌握反贪腐资源，权力会空前地厚重而且集中。应把握好动态平衡，防止过犹不及。
笔者曾撰文讨论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的一些构想，今另辟空间，讨论强化对监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制约问题。对监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为防止过犹不及的情况，强调以下三个价值判断至为必要： 1、被监察者权利的保障与监察者权力的运用具有同等重要性，两者在实践上应当协调实现，不应片面强调其中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不但获得香港市民的广泛支持，亦深受国际社会推崇。
四、结论 通过监督制约，把位高权重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活动约束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是设立国家监察机关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此看来，合署办公后，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至少是现有的纪检委权力加行政监察权，再加检察院反贪局的贪腐等职务犯罪侦查权之总和。
向行政长官提交年报，内容须向公众发表。这正是我们新型监察体制需要具备的效能。
同样，有关国家机关较小的政法综合权重若能与公民基本权利结盟，也往往能成为监督或制约强大权力的法宝。调查进度和结果显示无贪腐证据的举报送审贪谘委，有证据的调查结果交律政司，由律政司司长就检控与否做出决定，不检控的举报案交审贪谘委。
我理解，此处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是指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说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制约自己。除此之外，按政法综合权重平衡原理，我们还必须努力促成这样一些安排： （1）将法院、检察院领导层与监察委员会领导层在执政党党内的位置摆在一个平面上，防止因党内权威性资源分配严重失衡而扭曲宪法法律规定的同级三个国家机关间的职权关系。至于制约，若以现在正展开试点的北京为例，其监察委员会办案，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无疑应该受北京市检察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制约，就像现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一样。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表明，监察委员会将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监督与制约虽然通常被人们一起谈论，但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在廉署管辖范围内所作检控的结果及其后的上诉结果。
设独立运作的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监察及复检所有涉及廉署及廉署人员的非刑事投诉，其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包括立法会议员和社会贤达。监察制衡机制的主要内容是：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
制约分为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两种典型形式。从理论上说，这样安排是为了提升制约方的政法综合权重，使其得以与被制约方的政法综合权重平衡。